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前提基礎和核心內涵，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全球產業結構和布局面臨深刻調整。我國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如何在新發展格局下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成為事關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課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為“十五五”時期我國新型工業化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引。全會強調“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一系列部署深刻體現了黨中央對新型工業化建設的高度重視和戰略遠見。

圍繞新型工業化的理論內涵與實踐演進，學術界已形成較為系統的研究譜系。在理論構建層面，劉世錦較早探討了新型工業化的時代內涵。他認為，與傳統工業化不同，新型工業化是體現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進程的工業化，是高新技術和現代信息技術、數字技術對經濟系統的滲透融合、改造升級作用加大、程度加深，從而使經濟體系現代化程度不斷上升的工業化，是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國際化程度顯著提高的工業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進一步系統提煉了新型工業化的理論內核，提出其具有新的效率源泉、生產要素與組織形態，強調以人為本、自主創新與綠色低碳等核心內涵，為理解新型工業化提供了系統分析框架。黃群慧、李芳芳則從理論對話角度指出，中國新型工業化實踐不僅超越了西方傳統理論，也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體現了理論創新的自覺。

在戰略關系與路徑設計層面，郭克莎厘清了新型工業化需處理的若干重大關系，包括其與中國式現代化、新發展格局構建之間的協同邏輯，為把握新型工業化的系統性提供了重要參考。唐浩提出的“六化融合”思路，李德軒等強調的工業轉型升級與自主創新等關鍵任務，以及劉元春指出的數字化變革與創新生態優化等著力點，共同構成了推進新型工業化的路徑體系探索。李鵬、蔣美琴則從區域協調角度提出要素流動與協同發展策略，豐富了新型工業化的空間維度研究。

總體來看，現有研究在理論建構與實踐路徑探索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然而，面對“十五五”時期的新形勢與新挑戰，現有研究在以下方面仍待深化：一是階段銜接不足，多數研究未充分結合“十四五”向“十五五”過渡的階段性特征，對“十四五”積累的問題與“十五五”面臨的新挑戰的關聯性分析薄弱；二是系統整合不夠，現有路徑研究多聚焦單一領域，缺乏對“科技—數字—綠色—開放”多維度政策的協同設計；三是實操性待強化，部分研究側重理論框架，對“十五五”時期具體政策工具的探討不足。基于此，本文以既有研究為基礎，重點開展三方面工作：其一，結合“十四五”成效與“十五五”新環境，系統闡釋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戰略緊迫性；其二，客觀剖析工業占比下滑、產業基礎薄弱等突出問題，填補現有研究對“十四五”問題總結的系統性缺口；其三，構建“五大戰略+政策保障體系”的綜合框架，提出具有“十五五”階段特色、可操作的路徑與政策建議，以期為構建自主可控、高效協同、綠色低碳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指引。

二、

在當前全球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國內發展進入新階段的時代背景下，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不僅關乎制造強國建設，更直接關系到中國式現代化全局進程。新型工業化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為導向，融合數字智能、綠色低碳等新理念，正逐步成為重塑我國競爭新優勢、奠定長遠發展根基的戰略支柱。新型工業化意義遠超工業部門本身，其貫通供給與需求、連接國內與國際、統籌發展與安全，是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關鍵路徑。深入理解新型工業化的多重戰略功能，應從其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石、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支撐、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抓手以及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四個維度系統把握。

首先，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是加速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石。新型工業化是在傳統工業化基礎上，適應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要求，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以高質高效、數字智能、綠色低碳、共同富裕為基本特征，以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為發展方向的工業化發展新范式。其戰略意義首先體現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石作用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實現新型工業化是關鍵任務。”工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富國之源，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沒有工業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經濟體系的現代化和國家的現代化。通過深入推進新型工業化，提高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可以帶動農業和服務業的現代化，形成一二三產業協同發展的良好格局，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提供強大的動力牽引。更進一步看，新型工業化不僅體現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生產效率的提升，更關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自主性與可持續性。它通過實現科技創新自主可控，減少對外部技術的依賴，確保國家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通過綠色低碳轉型，突破資源環境約束，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通過數實深度融合，推動經濟體系整體效能躍升，為現代化進程注入強勁動能。因此，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不僅關乎制造強國建設，更是順利推進和加速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支撐與戰略引擎。

其次，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支撐。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重大決策。新型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支撐。一方面，新型工業化通過提升供給質量和水平，能夠有效暢通國內大循環。通過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升級，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優質產品和服務，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促進供需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層次上實現動態平衡。另一方面，新型工業化通過提升國際競爭力，能夠使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通過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和技術領先企業，增強我國在國際循環中的競爭力和話語權，使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再次，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抓手。當前，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科技創新已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戰場，而我國仍面臨諸多“卡脖子”技術瓶頸，產業基礎能力仍有待加強。新型工業化以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為導向，不僅提出明確的科技需求，更通過龐大的應用場景和體系化產業生態，為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提供了試驗場、迭代空間和規模化落地通道。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技術攻關才能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從單項突破走向系統集成，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通過推進新型工業化，我國能夠系統部署并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芯片、基礎軟件、新材料、精密儀器等領域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綠色低碳等新興戰略領域，新型工業化以市場需求牽引科技創新，助力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企業，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集群，不僅可為高水平科技自強提供產業載體，更會成為孕育新增長引擎、塑造新競爭優勢的核心舞臺。

最后，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新型工業化作為創造財富、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一是新型工業化能夠通過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隨著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這將帶動勞動者技能提升和收入增長。同時，新型工業化帶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進一步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二是新型工業化能夠通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城鄉區域差距。通過優化生產力布局，引導產業有序轉移和集群發展，促進東中西和東北地區產業協同發展。特別是通過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讓工業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讓全體人民共享新型工業化發展成果。三是新型工業化能夠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為共同富裕奠定更為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通過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創造更多社會財富，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供物質技術條件。

“十四五”以來，在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我國將新型工業化作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支撐，以創新驅動引領產業質效提升、以集群發展優化空間布局，推動制造強國建設實現歷史性跨越。通過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綠色制造工程等一系列戰略舉措，我國工業體系的完整性、先進性和安全性顯著增強，在核心技術攻關、產業結構升級、企業群體培育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2024年，全社會研發經費達3.63萬億元，投入強度提升至2.68%，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擴容至80個，交出了一份總量穩居世界前列、質量持續攀升的工業化答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一是產業基礎能力持續提升。通過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我國在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我國已有近百種標志性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85種標志性關鍵基礎材料實現工程化、產業化突破，其中集成電路年產量較“十三五”末增長72.6%，新增約1900億塊，越來越多的產品裝上了“中國芯”。先進軌道交通裝備、信息通信設備、機器人、電力裝備領域的自主可控程度明顯提高。國產高速動車組齒輪傳動系統打破德國和日本的長期壟斷；工程機械液壓件完成國產化設計與制造，產品質量、技術和成本均優于之前嚴重依賴的日本川崎公司，有望全面實現進口替代；高精度平面磨床等工業母機關鍵技術實現突破，進一步夯實了制造業根基。

二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步伐加快。通過深入推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取得積極進展。截至2024年底，我國工業機器人密度達每萬人350臺，遠超全球平均水平，智能制造工廠數量較2020年增長1.5倍。2024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1316.8萬輛和1286.6萬輛，分別同比增長38.7%和35.5%，綠色制造體系持續完善。在輸變電行業，我國主導建立特高壓交直流輸電成套裝備國際標準體系，裝備關鍵部件自主化率超80%，輸變電成套裝置出口比重提升至28%，產品可靠性及技術指標領先全球。在5G領域，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大5G網絡，5G終端用戶超5.2億，占全球用戶總量的85%以上，5G基站總數突破400萬個，為數字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是優質企業群體持續壯大。“十四五”期間，中國制造企業500強質效水平實現顯著提升，2024年營業收入達52.01萬億元，較2020年的37.42萬億元增長39%，入圍門檻從100.7億元躍升至170.62億元。創新驅動作用持續增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費用從2020年的15271.3億元增至2024年的22547.7億元，增長47.6%，研發強度從1.42%提高至1.64%，2024年有效發明專利達到104.5萬件，同比增長13.5%。我國已成功培育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46萬家，較2020年末的1992家增長6.3倍，其中九成以上涉足基礎零部件、基礎元器件、基礎軟件、基礎材料領域。2024年，這些“小巨人”企業實現營業收入4.84萬億元，較2020年全國“小巨人”企業約5239億元的營收規模增長8.2倍，以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中小企業約3%的數量，貢獻了6%的營業收入和9.7%的利潤。梯度培育創新型企業成效顯著，A股新上市企業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占比超80%，146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進入全球獨角獸榜，占中國獨角獸企業總數的43%。這些企業發揮鏈主企業產業生態主導作用，牽引帶動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截至2024年底，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突破50萬家，較2020年的39.94萬家增加10.06萬家，增幅達25.2%，企業實力和競爭力明顯增強。

四是形成了一批規模優勢突出、集聚集約效應明顯的先進制造業基地和優勢產業集群。從工業和信息化部2022年和2024年先后認定的80個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的情況看，這些集群以不足全國3%的國土面積，貢獻了制造業28.7%的增加值和23.4%的出口額，研發投入強度達到3.2%，顯著高于全國制造業平均水平。從產業分布看，我國已構建起涵蓋裝備制造、生物醫藥、新材料、信息技術、新能源、新能源汽車、冶金、輕工業、化工九大行業的現代產業集聚網絡。其中，高端裝備制造領域集群表現尤為突出，29個集群貢獻了全國25%—30%的重大技術裝備產值，長三角大飛機集群實現了C919客機70%的零部件本土配套率。在新興產業領域，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創新集群規模占全國比重超過一半，形成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CPU—操作系統—數據庫—服務器—整機終端—超級計算—網絡安全”全產業鏈條，集聚了3.3萬余家企業，廣深佛惠莞中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集群產量占全國28%。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集群呈現出顯著的創新溢出效應，如蘇州納米新材料集群帶動周邊200公里內形成500多家配套企業，鄭南商許超硬材料集群工業金剛石產量占全球95%以上。從國際比較看，這些中國先進制造業集群在產業規模上已接近德國“工業4.0”集群水平，其中長三角數字產業集群企業密度（89家/平方公里）已超過硅谷地區（72家/平方公里）。隨著集群內龍頭企業研發投入年均增長20%以上，技術交易額突破萬億規模，這些集群正成為我國突破“卡脖子”技術的關鍵載體。

五是科技創新能力實現歷史性跨越。“十四五”期間，面對全球科技競爭新格局，我國堅持將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從2020年的2.4%提高到2024年的2.68%，接近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2024年研發經費投入達3.63萬億元，較2012年增長2.5倍，年均增速達11.1%，其中基礎研究經費支出達2500.9億元，占研發總投入比重升至6.88%。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顯著增強，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例超過65%。尤其是在戰略高技術領域實現了系統性突破：航天領域，“嫦娥工程”使我國成為第三個實現月球采樣返回的國家；“天問一號”首次火星探測即完成“繞落巡”三大目標。深海探測領域，“奮斗者”號載人潛水器創下10909米深潛紀錄。高端裝備制造領域，C919大型客機獲得國內外訂單超1200架，國產化率從50%提升至60%；全球首座第四代高溫氣冷堆核電站并網發電，設備國產化率達93.4%；首艘國產大型郵輪突破5000項關鍵技術。這些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僅顯著提升了中國工業的世界地位，而且為“十五五”時期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新型工業化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盡管我國新型工業化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和綠色轉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新型工業化仍面臨諸多結構性和系統性挑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在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的背景下，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復雜環境下，當前一些深層次矛盾和風險逐漸顯現，亟須系統梳理、準確研判并有效應對。

一是工業占比過早過快下降，產業空心化風險加劇。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出現脫實向虛的傾向，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持續下降的態勢。“十四五”以來，我國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的頹勢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扭轉，而且大有加劇之勢。2024年，我國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30.1%，比2020年又下降了0.7個百分點。更為嚴峻的是，在我國全部41個大類工業行業中，2023年有超過一半的工業行業營業收入增長速度低于同期全國GDP的增長速度，其中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紡織服裝服飾業、醫藥制造業等十二個工業行業還出現了全行業負增長的嚴峻狀況。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制造業所占比重下降大多出現在后工業化階段，而我國目前人均GDP還不到1.5萬美元，還沒有全面實現工業化，更談不上進入后工業化階段，這個時期工業占比過早過快下降，將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多方面的損害，不僅會拖累當期經濟增長，影響城鎮就業，還將帶來產業安全隱患，削弱我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其不利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如長三角部分城市紡織、電子組裝企業向東南亞轉移后，本地不少中小配套企業因訂單流失陷入困境。工業占比過快下降直接削弱了實體經濟吸納就業能力，工業就業人數占比快速下降，同時導致產業鏈安全緩沖空間縮小，關鍵環節斷鏈風險加劇，產業空心化苗頭已對經濟穩定運行構成潛在威脅。

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當前，我國工業內部結構仍以中低端為主，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等制造新質生產力發展相對滯后，經濟發展的供求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普通工業制成品產能規模龐大，產品供給普遍過剩，市場同質化惡性競爭比較嚴重；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工業制成品和工業新質生產力等還存在明顯短板，供給能力明顯無法滿足市場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以裝備制造業為例，我國裝備制造業的產業規模已多年穩居世界前列，但“大而不強”的問題依然突出，結構不合理依然存在：一方面，中低端產能嚴重過剩。大量企業集中在技術門檻較低的領域，如普通機床、普通中小型電機、普通焊接設備等，產品同質化嚴重，導致惡性競爭，利潤微薄，甚至依賴政府補貼維持生存。另一方面，高端供給能力嚴重不足。在高端數控機床（五軸聯動數控銑床/車床、大型臥式加工中心）、航空發動機核心機械部件（高壓渦輪葉片、整體葉盤）、高端醫療影像設備核心機械部件（CT旋轉機架、MRI梯度線圈）、工業機器人核心部件（RV減速器、高精度伺服電機）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業領域，關鍵技術受制于人，國產化率低，長期依賴進口。數據顯示，當前我國80%的高端芯片、80%的發電設備優質大型鑄鍛件、85%的高檔數控機床及機器人，以及近100%的高鐵軸承都依賴國外進口。這種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既加劇了我國制造業發展的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限制了我國制造業的盈利能力，使制造業企業很難擺脫“市場競爭激烈—產品銷售困難導致盈利不足—創新投入力不從心—轉型升級舉步維艱”的惡性循環，進而限制我國產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產業發展后勁與潛力，甚至導致我國工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停滯不前。

三是產業基礎仍然薄弱，“卡脖子”風險比較突出。迄今為止，我國工業的產業基礎不牢、地基不穩、“缺核少芯”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多個領域存在一些短板產品和技術，產品質量、可靠性和一致性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試驗驗證條件不健全、推廣應用困難問題仍很突出。數據顯示，我國產業基礎核心領域自給率僅為30%～40%，部分關鍵環節對外依存度高達90%～100%（如C919配套的CFM56發動機高壓渦輪葉片、整體葉盤100%依賴進口），產業鏈斷點、堵點集中顯現。在重大基礎裝備領域，高檔數控機床定位精度與德國、日本產品的差距達2—3個數量級，航空發動機壽命僅為國際先進水平的60%，高性能醫療器械如質子治療設備幾乎完全依賴進口；在關鍵基礎材料領域，高端碳纖維、半導體光刻膠、高壓輸變電絕緣材料等對外依存度超70%，航天領域部分核心元器件仍受限于海外供應，一旦遭遇技術封鎖將直接影響重大工程推進（見表1）。以生物醫藥為例，我國專用培養基、動物細胞培養、酶制劑、高端發酵菌種等重要原材料，高端影像用傳感器和光電檢測及光電倍增管等關鍵零部件，均不同程度受制于歐美發達國家；部分產品、設備國產替代率低，進口依賴度高，且來源較為單一，核心技術有待突破；靶點發現、藥物工藝等基礎研究能力與國外相比有很大差距，產業發展的基礎支撐能力還相對薄弱。由于制造業產業基礎薄弱、關鍵核心技術短缺等問題，我國仍有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和關鍵核心裝備面臨美西方國家“卡脖子”風險。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大環境下，美西方對我國打壓和脫鉤斷鏈的意圖十分明顯，其企圖通過發現并利用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薄弱環節來遏制我國的行動和現象已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露骨。這無疑將放大我國產業基礎薄弱、關鍵核心技術與設備對外依賴程度大的風險。

四是創新投入不足，自主創新能力弱。盡管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愈益受到重視，我國工業企業對研發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但是，從總體上看，無論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是與國內整個國民經濟的研發投入強度相比，我國工業企業對科技創新的重視程度還很不夠，研發投入力度明顯不足。從國際比較來看，2023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只有30.7%的企業有研發活動，企業研發投入強度只有1.55%，而美國制造業研發投入強度超過4%。以生物醫藥產業為例，強生集團是美國生物醫藥龍頭老大，其2023年營業收入852億美元，研發費用為151億美元，研發強度高達17.7%。與之相對照，國藥集團是我國生物醫藥龍頭老大，其2020—2023年累計科技投入和工業設施投入只有71.4億美元，尚不及強生集團一年研發投入的一半。從國內比較看，2023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比整個國民經濟的研發投入強度低1.1個百分點。更為重要的是，當前我國工業創新鏈條不暢，創新體系不完善，產學研用之間的協同效應未能有效發揮，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效率不高，難以適應轉型升級的需要。由于研發投入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原始創新不足，通過引進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完成組裝生產依然是我國制造業企業的慣常做法。以智能手機產業為例，華為、Oppo、Vivo和小米等中國頂級品牌的關鍵核心技術供應商如谷歌、三星、高通、博通以及領先的半導體公司ARM和NXP等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世界各國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獲得國外核心技術和核心零部件的渠道面臨風險，更加凸顯了中國先進制造業缺乏核心技術的巨大隱患。

五是資源環境壓力大，工業化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兼容性差。盡管“十四五”以來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的能耗和污染排放水平持續下降，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但是，由于我國工業碳排放量基數大、污染治理任務重、轉型時間窗口緊，加之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工業能耗和排放主體行業占比較高，部分企業技術裝備落后，尚未擺脫粗放發展模式，碳達峰碳中和的時間緊、任務重、壓力大。（1）粗放式生產方式依然存在，量大面廣的制造產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仍普遍采用粗放型生產模式，能源消耗高。2024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增加值能耗平均為1.15噸標煤/萬元，但中小型企業普遍高出30%—50%，部分行業甚至翻倍。（2）資源轉化效能與國家節能降碳改造升級的標準相比還有差距。例如，有色金屬的各子行業中能效低于基準水平的，銅冶煉行業約占10%、電解鋁行業約占20%、鋅冶煉行業約占15%。（3）重點工業產品綠色設計能力較弱。例如，2024年中國綠色設計產品僅占工業產品總量的5.8%，遠低于歐盟的28%。（4）制造技術及工藝水平不高，工業報廢產品的再利用水平低，資源化利用的二次污染問題還很突出；綠色制造技術的研發投入力度不足，關鍵核心技術存在明顯短板，企業主動進行綠色制造改造升級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強。（5）法規標準體系尚不健全，不同地區之間的企業綠色制造水平存在顯著梯度差異。總體上看，當前我國工業減碳需求與減碳能力嚴重不匹配，工業綠色低碳化發展任重道遠。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跨越的攻堅階段，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需直面全球產業鏈重構、技術競爭加劇、綠色轉型提速的復雜環境，破解長期以來積累的產業結構失衡、創新效能不足、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等深層矛盾。為此，需以系統思維構建“創新驅動、數字賦能、產業升級、開放協同、綠色低碳”五大戰略體系，既聚焦“卡脖子”技術突破以夯實產業根基，又依托數智化轉型重塑生產范式，同時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國際資源整合、綠色發展轉型，實現工業化規模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發展與安全的協同統一，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筑牢工業支撐。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強化科技自立自強不僅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支撐，更是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新型工業化邁向高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基石。必須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緊緊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推動二者深度融合、協同發力。要堅持“問題導向、企業主體、點鏈協同、分類施策”的基本方針，立足我國產業基礎和比較優勢，持續健全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尤其要優化投入結構，顯著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比例，加快突破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瓶頸，系統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具體推進中，一要全面強化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基礎研究是整個科技創新體系的源頭和根基，決定著產業創新的深度和廣度。我國在芯片制造、高端儀器等領域的“卡脖子”技術問題，本質上是基礎材料、基礎算法、基礎工藝的研究積累不足。要加大財政對基礎研究的穩定支持，引導企業和社會力量增加投入，特別是要引導社會耐心資本積極投向基礎研究領域，爭取到“十五五”末的2030年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經費的比重提高到15%以上。要緊密圍繞產業發展的斷點、堵點、卡點問題，按照急需先行、重點突破、戰略儲備的梯次思路，動態編制和更新“一表一榜一單”（產業短板動態表、關鍵產品“揭榜掛帥”榜單、工業“六基”攻關清單），明確主攻方向和任務。在人工智能算法、量子信息、集成電路、先進制造、生物醫藥、空天科技等前沿和戰略必爭領域，系統部署一批重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力爭實現更多“從0到1”的重大原創突破，夯實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

二要構建高效協同的創新體系，打造創新資源整合的樞紐。創新不是單一主體的單打獨斗，而是區域、行業、企業三類平臺協同聯動的系統工程：區域創新平臺（如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負責搭建創新生態，集聚跨區域的人才、資金、技術資源；行業創新平臺聚焦共性技術攻關，解決單個企業難以承擔的行業性技術難題；企業創新平臺（如企業技術中心、工業設計中心）則承擔成果轉化的“最后一公里”，將技術創新落地為實際產品。三者協同才能打破“創新孤島”，形成“上游基礎研究、中游技術攻關、下游產業應用”的閉環。為實現這一目標，需推動三類平臺聯動發展：一方面協同推進區域性創新平臺建設，打造創新要素集聚高地；另一方面推進行業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建設，填補產業技術空白；同時支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設立研發機構，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

三要開展三大協同攻關，打通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的堵點。當前我國創新存在產學研脫節、全鏈條斷裂、產業鏈協同不足等突出問題，必須通過三大協同攻關，實現創新資源的精準配置。一是開展產學研協同攻關。工業“六基”（基礎零部件、基礎元器件、基礎軟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領域技術復雜度高、投入大，單靠企業難以突破——企業具備產業化能力但缺乏基礎研究儲備，高校院所擁有科研優勢但缺乏市場對接能力。因此需發揮市場導向作用，探索建立知識產權共享、風險共擔的產學研合作新機制，組建產學研用聯合體和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整合多渠道創新資源，讓基礎研究成果快速轉化為產業技術。二是開展“一條龍”協同創新。重要產品從設計到示范推廣是一個全生命周期過程，任何一個環節掉鏈都會導致技術無法落地，如某類高端裝備，即便設計先進，若缺乏配套材料或檢驗檢測技術，也難以量產。因此要以需求為牽引，組織覆蓋“產品設計—材料開發—工藝優化—生產制造—檢驗檢測—批量生產—示范推廣”的全鏈條應用示范，確保技術創新從頭至尾貫通。三是開展鏈式協同攻關。產業鏈中龍頭企業掌握生態主導力但需配套支撐，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聚焦細分領域但缺乏市場渠道，二者協同才能形成“1+N”的創新合力。支持龍頭企業發揮“超級用戶”作用，帶領中小企業建立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整合機制與利益共享機制，推動產業鏈整體升級。

數智化轉型是新型工業化的時代特征和必然趨勢，是塑造產業競爭新優勢的核心抓手。必須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以數字技術賦能實體經濟，推動工業發展模式和企業形態根本性轉變，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其關鍵在于處理好技術先進性與應用實用性、數據開放共享與安全保護、數智化轉型與就業穩定的關系，確保轉型過程平穩有序、效益顯著。要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促進人工智能大模型在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市場營銷等各環節深度融合與規模化應用，大力發展新一代智能產品及智能制造裝備，不斷拓展數字經濟新空間。夯實數字基礎設施，擴大5G網絡覆蓋和規模化應用，前瞻部署6G網絡，加快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和普及深化，拓展數智賦能新型工業化的深度和廣度。

一要加速工業互聯網建設，打造數字賦能的核心底座。工業互聯網是連接設備、數據、業務的“神經網絡”，沒有工業互聯網的支撐，數智化轉型就會陷入“設備不聯網、數據不互通、業務不協同”的困境。要深入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加大對網絡、平臺、安全三大體系的建設力度。加快企業內外網改造升級，推動網絡互聯互通和數據無縫流動。著力打造一批跨行業跨領域的綜合型平臺和聚焦特定行業的特色型平臺，推動生產設備、業務系統全面上云上平臺，實現數據匯聚、建模分析和應用協同。充分挖掘工業數據價值，發展數據驅動的新型制造模式，為企業精細化管理、智能化生產、個性化定制和服務化延伸提供強大支撐。

二要推進企業數智化轉型，激活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企業是數智化轉型的“主戰場”，也是新型工業化的主要推動者。要面向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差異化需求，培育壯大一批專業性強、行業特色突出的數智化解決方案服務商。深入實施制造業重大技術改造升級和大規模設備更新工程，推廣以產業鏈為主軸的“鏈式改造”模式，推動大中小企業協同實現數智化躍升。加力擴圍推進工業領域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扎實抓好中小企業數智化轉型試點，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轉型路徑和模式。

三要提升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夯實數字賦能的技術支撐。數字技術是數智化轉型的核心工具，也是數智化賦能新型工業化的杠桿。要加強數字領域基礎理論和前沿技術研究，集中力量突破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等關鍵核心技術瓶頸，掌握發展主動權。創新研發組織方式，探索建立“需求方出題、科技界答題”的新型攻關機制。鼓勵龍頭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建立聯合實驗室或創新共同體，開展數字技術在工業場景的應用研究和融合創新，推動技術研發、應用推廣與產業發展良性互動，為工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提供堅實可靠的技術供給。

產業結構升級是新型工業化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躍升的核心抓手，也是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路徑。推進產業結構升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要注重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之間的協同關系，形成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良性循環。當前，我國產業結構仍存在傳統產業升級緩慢、新興產業引領力不足、未來產業布局滯后、高端品牌稀缺等短板，需通過“傳統產業煥新、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布局、高端品牌培育”四維發力，破解“大而不強”的結構性矛盾。

一要積極改造升級傳統產業。我國傳統產業種類多、體量大、市場廣、就業承載能力強，在新型工業化和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不能把其簡單地當成低端產業一退了之、一關了之，而要通過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技術的引入和嫁接，運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對其進行全方位改造升級，推動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品牌化方向發展，提高其產業整體素質、國際產業分工地位和市場競爭力，使其“老樹發新芽”。

二要積極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的當下，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引領未來發展的新支柱、新賽道，是培育壯大新動能、贏得未來競爭新優勢的關鍵領域。搶占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的主導權，推動新型工業化高質量發展，必須高度重視、著力培育創新性高、競爭力強、輻射面廣和回報率高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壯大人工智能、6G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端機床、工業機器人等高端裝備與智能制造業，生物醫藥與高端醫療器械制造業，新能源和新材料產業，海洋裝備制造業等，加快培育一批標志性、引領性的重大工程和重點項目，打造一批標志性的拳頭產品，培育一批具有建鏈、延鏈、伸鏈能力的鏈主企業，加快培育一批集聚集約高效的世界性產業集群。

三要盡早謀劃布局未來產業。未來產業代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新質生產力培育的重要領域，是推動新型工業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瞄準量子信息、未來網絡等未來智能，超導材料、增材制造等前沿未來材料，氫能與新型儲能等未來能源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提升前沿性、顛覆性技術的供給能力和產業化、工程化能力，孵化培育一批未來產業，發展壯大未來產業集群，引領和主導世界未來產業發展的方向和潮流。

四要打造一大批高端工業產品品牌。品牌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特征。當前，中國工業產品檔次還不太高，尤其缺乏世界知名品牌，使得中國工業企業獲利十分微薄，許多時候甚至是賠本賺吆喝。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引導企業將品牌建設深度融入戰略布局，強化品牌意識，積極開展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活動。聚焦市場需求痛點優化產品供給結構，嚴控生產全流程質量，同時通過技術創新、設計升級、精準營銷等多種手段，持續提升自主品牌的影響力和競爭力，不斷提高品牌美譽度。積極打造一批品牌形象卓著的行業品牌、區域品牌和國家品牌，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中國產品為中國品牌，讓中國品牌在全球市場站穩腳跟、贏得尊重，為我國新型工業化的高質量推進注入持久動力。

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是推動新型工業化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面對逆全球化抬頭的新形勢、安全與發展并重的新任務，必須將開放協同作為關鍵戰略抓手，統籌發展與安全，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更高水平開放促進更高質量發展，在深度融合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的過程中，不斷提升我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創新力和抗風險能力，為新型工業化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一要打造適應新型工業化需求的開放型金融支撐體系。制造業高水平對外開放離不開高效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務保障。要著力提升跨境金融服務的便利性與普惠性，面向工業企業創新優化金融產品與服務供給，深入開展中小企業出海金融服務專項行動，有效破解企業“走出去”面臨的融資難、結算繁、換匯成本高等問題。進一步優化經常項目外匯收支便利化政策，保障企業安全高效辦理跨境貿易結算，顯著降低國際化經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為我國工業企業的全球化布局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金融環境。

二要構建助力新型工業化創新的國際科技合作網絡。科技開放合作是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路徑。要堅持以國際視野謀劃和推動科技創新，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鼓勵有條件的龍頭企業、新型研發機構等通過建立國際研發中心、共建聯合實驗室、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等方式走出去，在全球創新高地布局研發節點，積極將全球高端創新人才和先進技術引進來。推動產業鏈與全球創新鏈深度融合，在開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快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使全球創新資源為我所用，助力新型工業化向創新驅動轉型。

三要優化支撐新型工業化安全的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提升全球資源整合能力是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現代產業體系的內在要求。要支持領航企業和鏈主企業穩妥有序開展國際化經營，優化全球生產和服務網絡布局。秉持互利共贏原則，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及重點市場區域的產業合作，構建多元穩定的國際合作網絡和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重點深化與東盟、南亞、拉美、非洲等地區在高端裝備、綠色能源、數字技術、關鍵資源開發等領域的產能合作，形成“以我為主”的區域性產業鏈分工格局，增強我國產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戰略主動性和韌性。

四要完善服務新型工業化升級的國際產能合作機制。健全的制度保障是推動國際產能合作行穩致遠的基礎。要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支持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推動優質企業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政策擴面增效，提升企業參與國際合作的獲得感和安全感。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開展跨境資金池業務，提高跨國資金管理效率。強化出口信用保險支撐作用，加大對外貿領域的信貸支持，為企業拓展國際市場、推動產品和服務“走出去”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風險保障和融資支持，持續提升中國制造和中國品牌的國際影響力。

綠色低碳轉型是新型工業化破解資源環境約束、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在要求。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和實現碳達峰。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這為“十五五”時期新型工業化的綠色低碳轉型指明了方向。推進綠色低碳轉型不是簡單的節能減排，而是要從根本上改變產業發展方式，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面對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窗口緊、傳統高耗能行業占比高、綠色技術儲備不足等多重挑戰，必須將綠色低碳發展理念全面融入新型工業化全過程、各領域，以節能、降碳、增效為主攻方向，處理好發展與減排、整體與局部、短期與長期的關系，建立激勵約束機制，加快制造業綠色化改造，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現代工業體系，切實提高工業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兼容性。

一要深入推進重點行業綠色化改造。聚焦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重點行業，分類制定實施碳達峰路線圖和節能減排改造計劃，強化重點用能企業節能監察和能源審計，加快淘汰落后生產工藝、技術和裝備。實施重大節能降碳技術示范工程，推廣先進節能環保裝備和產品，推動企業能源梯級利用、物料循環使用。針對中小企業綠色轉型難問題，開展“節能服務進企業”活動，推廣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托管等新模式，全面提升中小企業的能效水平。

二要全面提升資源能源利用效率。實施工業能效、水效“領跑者”行動，引導企業對標國際先進水平，深挖節能降耗潛力。強化全鏈條、全生命周期能效管理，推進數字能效提升計劃，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優化能耗監測、預警和調控。加強工業資源綜合利用，推動工業固廢規模化、高值化利用，大力發展再制造產業，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體系。

三要大力發展綠色低碳技術和產品。加大綠色技術創新攻關力度，圍繞節能降碳、污染防治、循環利用等方向部署一批綠色技術重點研發項目，突破一批關鍵共性技術。建立綠色技術交易平臺，促進成果轉化；完善綠色設計產品評價標準體系，引導企業開發推廣綠色設計產品；推行產品綠色標識制度，擴大綠色產品供給；搭建綠色技術成果轉化平臺，促進先進適用綠色技術的產業化推廣應用。

四要健全綠色制造政策標準體系。加快標準制定和國際化進程，完善工業綠色低碳發展法律法規，制修訂一批節能、節水、資源綜合利用等重點領域標準，提高標準準入門檻和引領性。建立跨部門、跨區域的綠色制造協同推進機制，強化財稅、金融、價格等政策支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引導社會資本投向綠色制造領域。建立綠色績效評價體系，強化考核引導，推行企業綠色信用評價，實施差異化管控措施。加強綠色制造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全球綠色標準制定，推動綠色產品認證國際互認，提升我國工業綠色發展的國際影響力。

國家層面應建立健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統籌協調機制，加強跨部門、跨地區的政策協同和行動配合，形成中央統籌、部門聯動、地方主責、企業主體的工作格局。建立科學的評價考核體系，引導各地各部門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政策觀，制定和實施新型工業化發展中長期規劃，明確階段性目標、重點任務和重大舉措。建立健全制造業重大項目建設推進機制，聚焦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壯大和未來產業培育，推動一批戰略性、引領性、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加快落地。建立動態調整機制，根據形勢變化及時優化政策，完善產業新賽道識別和培育機制，緊密追蹤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前沿動態，加強對顛覆性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方向的研判，定期發布國家重點支持的產業新賽道指導目錄，引導社會資源集中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空天技術等戰略性領域。

完善產業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一攬子政策措施，形成支持新型工業化的政策合力。政策制定要注重差異化、精準化，避免“一刀切”。要創新財政資金支持方式，統籌中央財政相關專項資金，加大對產業基礎再造、重大技術裝備攻關、產業新賽道培育等的支持力度。建立政策評估和調整機制，提高政策效能，落實和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先進制造業企業增值稅加計抵減等稅收優惠政策，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優化金融支持工具，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激勵作用，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制造業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中長期信貸支持。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拓寬融資渠道，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支持符合條件的科技型制造業企業上市融資、發行債券。鼓勵發展創業投資、股權投資，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制造業關鍵領域。

完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實施基礎研究中長期規劃和國家重大科技項目，集中力量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改革科研項目組織和管理方式，綜合運用“揭榜掛帥”“賽馬”等機制，提高科技攻關效率。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打通“最后一公里”，加強制造業創新中心、技術創新中心等創新平臺建設，支持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推動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科技成果開放共享，促進創新成果產業化應用。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激勵創新創造，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

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進生產要素向先進制造業領域高效集聚和優化配置。要破除要素流動障礙，提高配置效率，完善工業用地供應保障機制，對重大先進制造業項目用地實行計劃指標專項保障。推行工業用地彈性年期出讓、長期租賃、先租后讓等供應方式，降低企業用地成本。健全要素交易平臺，規范交易行為，完善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等交易制度，促進能源資源優化配置。健全綠色電力交易機制，支持制造業企業綠色低碳轉型。完善人才引進、培養、使用和評價機制，加大制造業領域高端人才和急需緊缺人才引進培養力度。深化職業教育改革，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這為“十五五”時期新型工業化開放發展指明了方向。要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以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在開放中謀發展，在合作中促安全，完善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進一步放寬制造業領域市場準入。健全與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相接軌的政策法規體系，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優化營商環境，增強吸引力，優化跨境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政策，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完善企業跨境融資政策。深化國際產能合作，鼓勵優勢企業“走出去”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完善出口信貸、出口信用保險等政策，支持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積極參與全球科技創新治理和產業規則制定，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面向“十五五”這一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高質量推進新型工業化絕非簡單的路徑延續，而是一場關乎發展邏輯重構的系統性變革。這要求我們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始終錨定科技自立自強的核心目標，以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打破技術壁壘，讓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成果轉化形成閉環；始終把握數實深度融合的時代脈搏，以工業互聯網為底座、人工智能為工具，推動工業從生產型向價值創造型轉變；始終堅守綠色低碳轉型的發展底線，將減碳、降耗、增效貫穿工業全生命周期，讓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實現協同共進；始終秉持開放協同共贏的全球視野，在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優化國際資源配置中提升產業鏈韌性，既守護中國制造的安全底線，也拓展中國創造的全球空間。